俞敏洪不是新东方的瓶颈，“选择困难症”才是

这其中，有生产工具（教材、试卷）等统一制备，新东方2019财年Q2财报行政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大幅增加就与此有关；有生产要素提供，例如新东方近年上马的教师在线备课系统、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型私人网络课堂）平台、VPS（新东方进步可视化教学体系）等，都是在弱化教师自生产能力、提升教师对机构的依附，让教师变得更像一个现代上市企业的员工，降低进入管理层后的独立秉性。

乍看，这没什么不对，但是问题偏偏又出在“教师”职业的属性上。

必须承认的是，俞敏洪是一个对教师拥有独立情怀的企业家，新东方是一个对课堂古板教育形式颠覆颇深的教育机构。三年前，俞敏洪在一片对在线教育的鼓吹中，不停地强调自己对课堂里教师与学生情感链接的重视，认为技术不是教育的全部，“在过去，只凭借书本也依然有人可以考出高分。”

教师的独立性、非螺丝钉化，是教师与学生能够产生情感链接而非做生意式地教授知识必要前提，早期的新东方都是靠这个博得学员认可（个性化鲜明的老师），新东方三化改革的推行与之背道而驰。

一个三化改革从2010年喊到2019年，个中的曲折不得而知，但新东方这种对情感链接与现代企业管理追求的矛盾与尴尬，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其结果，造成了三化改革成了半吊子，到如今，一方面，管理层不太好管理的特性没有被遏制住（这需要彻底的三化改革），另一方面，无权无势的教师底层又被三化改革弄得怨声载道（三化施加的诸多规则），网络随便一搜，都是离职教师对新东方愤怒的言语鞭挞，年会吐槽成了一次集中发声。

教辅三级跳，但“第二代”还是没有逃掉“新东方问题”

新东方所面临的运营管理与教育质量问题，在教辅行业具有一定的共性。

事实上，教辅行业从发展脉络来看，可以分为一、二、三代（仅模式演进，不涉及优劣），当然，英语教育都是大头：

第一代，以新东方及好未来为代表，是传统教育外的班课模式，第二梯队还有精睿教育及瑞思英语等；

第二代，以VipKid及51Talk为代表，主要是依靠互联网（即在班课模式外，进行了工具进化），以英语外教为主要特征，第二梯队还有DaDa、VipJr及GogoKid等；

第三代，以宝宝玩英语、巧口英语、英语流利说为代表，宣称引入AI进行英语教育，AI是否成立暂且不论，至少在模式上进行了科技化和智能化演进。

与新东方同属第一代龙头好未来日子同样不好过，网络负面多有报道这里不赘述。把班课模式搬上互联网的第二代，与新东方有着一脉相承的问题，制约着行业的发展，创业项目纷纷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