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一批年轻的互联网公司趁着红利赶上了时代浪潮，通过上市敲开资本市场的大门。上市热潮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造富故事。
比如小米上市，一共有超过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或期权，按照千亿美元市值计算，7000人中将会诞生9个亿万富翁，5500个千万富翁。阿里巴巴的上市则诞生了一万多名千万富翁，同样惊人。
但红利从来都不是持久稳定的，总有一天会消失掉。监管趋严，红利殆尽，二级市场上中概股们股价跳水，这似乎也意味着造富运动的终结。
在今年年初，在线教育行业的独角兽们还不断传出上市消息，企业员工手里的期权同样会带来极为可观的收入。但一则“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上市”的政策让企业员工的期权价值瞬间为零。
即便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如果在上市时进行了合股，想象中的增值也难以出现。就像当年最极端的有优酷的18普通股合成1ADS，这种合股下来期权价值其实就大幅缩水了。
而且如快手这般，上市之后跌破发行价的尴尬正在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中上演，等到员工能行权时，到手的收益已经非常少。至于字节跳动、小红书这些公司，手拿期权的员工们更多是焦灼等待，没人知道自己能否和公司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即便实实在在的现金也离不开高强度的加班付出，此次字节跳动降薪也说明了高薪的一部分真相。
在字节跳动决定取消大小周之前，内部曾进行一轮调研，有三分之一的员工不支持取消。多名字节跳动员工曾预计，每个月将自此少去四天工作日，月薪损失近20%。但不同岗位因为薪资差异，实际损失的绝对值并不相同。
随着“996”、“007”等字眼逐渐被外界所知，互联网大厂的高强度加班早已不是秘密。选择来大厂的员工实际上也是经过筛选，做好准备的。
脉脉上也有字节跳动员工表示，“找工作时来字节跳动就是因为HR说大小周加班薪资高来的，虽然取消大小周，但工作还是那些工作。也就是说，之前画的饼都清空了，薪资的真实水平浮出水面。”
而且，前些年的经济环境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互联网市场，使互联网行业产生了大量薪资泡沫，这本质上是一种薪资的非理性繁荣。
互联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掩盖了很多问题，当时看不出来，而大厂员工很容易把互联网行业的高薪当成必然。如今随着增长放缓，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互联网企业，在用人上都在逐渐归于平静和理性，也不排除未来通过降薪与裁员对人才结构进行优化的可能。
本质上，中国“世界工厂”的模式，长期将企业竞争力建于廉价劳动力成本之上，长期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让企业产生了思维定式，即便与科技沾边的“互联网工厂”也并没有摆脱。
据公开资料显示，京东集团已经有37万员工，阿里巴巴有25万员工，字节跳动已经突破了10万人。互联网正逐渐变成劳动密集型行业，不管多高的学历，进入大厂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成为其中一个普通的螺丝钉。
今年8月，一份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把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员称作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说，未来的大厂员工或许也只是新型农民工而已。
其实最惨的，还是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员工。
外包这种灵活的用工方式能够帮助互联网企业实现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但是外包员工与正式员工相比，在包括加班费、福利待遇等方面却相差甚远。
与正式员工相比，外包员工像是互联网企业的局外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身份认证。腾讯等大厂在计算平均月薪、年薪时，这些人也如同空气一般，不会参与其中。
或许在光鲜靓丽的大厂身后，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片庞大漆黑的阴影。
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的道理，一屋不“富”何以“富”天下。如果连互联网大厂自身员工都难以实现共同富裕，那这些大厂又该如何帮助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互联网大厂亟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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