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这四个账户此消彼长，当用在短期消费上的资金过多时，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支出，进而影响到生活的幸福指数。因此，当租房开支占据收入的大部分时，必然会造成“保命的钱”、“生钱的钱”以及“实现目标的钱”总额大大折扣，生存压力和风险也将带来情绪的焦虑。
而今年深圳的深圳租赁价格指数同比连涨11个月，平均上涨幅度超5%，而工资涨幅不足3%，加之近年来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了6%~8%。一线城市工资的涨幅远低于房租和钱贬值的速度，这样实际上是在降低生活品质。
或许，累了倦了便会想着回家，而二三线城市也在做好拥抱的准备。
三、无产青年被迫逃离大都市
近乎“天价”的房价对于那些从二三线城市流入小镇精英青年而言，靠买房子定居一线城市是可望而不可及。
但大城市的各方面条件都优越于二三线城市。2017年有人对应届毕业生的签约倾向进行了调查，近70%的人选择了北上广深以及津杭成武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签约率仅为19%，大部分精英人才更愿意住在大城市里。
然而，精英城市对在该城打拼多年的无产青年并没有太过友好，这些大都市依然遵循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房子倒成了各城市间最好的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的手段。
人们都害怕会被标签化歧视，通过房子问题倒逼这些“青年才俊”再度选择城市，这倒让人想起了美国这些年的一个“残忍”地举措：
2017年，《卫报》曾用18个月，爬梳16个城市，发现超过20000名流浪者，32420次从此地到他地的被逐之旅。这项深度项目调查，讲述了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大城市“嫌贫爱富”的巴士计划，即为流浪者提供免费的单程巴士车，通过将“问题”运往别处来减少城市流浪者的数量。
中国的房市政策调控似也有这种倾向，通过高房价的生存压力，将不适于大城市精英生活的小镇青年输往二三线城市，从而补充二三线城市的人才储备。
因此，一方面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扎堆前往，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在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返回二三线城市，有统计数据表明，逃离北上广深的人群中，26~35岁、36~45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最多，占到总人群的66.01%和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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